如何创造下一个“亚洲奇迹”？郑永年：应构建基于亚洲经验的经济理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洪晓文 广州报道

2024年1月29日-31日，“首届亚洲发展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由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CiSDG）、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IIA）、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办（CRCD），亚洲开发银行（ADB）、区域知识共享中心（RKSI）协办。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 • 默达尔（Gunnar Myrdal）的《亚洲戏剧：关于各国贫困的研究》(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到1993年由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奇迹》(The East Asian Miracle)，再到2020年由亚洲开发银行的出版的《亚洲繁荣之路：过去50年的政策、市场和科技》(Asia's Journey to Prosperity, Policy, Market, and Technology Over 50 Years)，亚洲发展所经历的由衰微转向繁荣的历程有目共睹。亚洲开发银行前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认为，亚洲的经济成就得益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快速增长的人口、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各国创建和实施的更好的政策和更强大的机制。

然而，当前亚洲整体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新挑战――地缘政治紧张、逆全球化、气候变化、技术变革和数字化转型等，危机和机遇并存。对此，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贡森指出，从亚洲繁华的城市到南亚、东南亚的乡村景观，亚洲的发展叙事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他强调“聚焦和识别当前亚洲发展研究中的既有知识及其不足”。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院长Jurazoda K. Kabir也都认为：对亚洲国家而言，过去行之有效的增长战略在未来数十年内可能不再奏效。因此，“要弥合知识差距，了解亚洲发展的独特驱动力，以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

“我们当前对亚洲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西方古典经济理论，不能完全匹配亚洲元素”，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郑永年在谈及“亚洲发展既有研究成果”时谈到。过去有日本经济学家提出“雁行模式”，用以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以后的成功经验，但现在从学术上应该如何解释亚洲的实践呢？他认为，随着中国、印度、东盟国家等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学界和政策界应构建基于亚洲经验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则认为，对于亚洲经济研究，需要识别每一个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从而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还要通过规模以及其发展阶段这两大指标来描述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据了解，本次论坛聚焦“亚洲发展研究的既有成果”“亚洲发展面临的挑战”“亚洲发展研究的不足和未来议程”三个议题，来自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论坛主办协办单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柬埔寨发展资源研究所、巴基斯坦萨戈达大学等单位的专业人士，共同研讨亚洲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探索推动亚洲发展领域的知识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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